2022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

本文是《新闻记者》第10年对传媒伦理相关情况进行梳理点评，除了对2022年度总体表现进行述评之外，特别指出若干突出问题，包括：疫情期间，媒体成为生命健康的救护中介，但也因缺乏与广大普通民众的共情受到诟病；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专业媒体缺席，对媒体公信力造成损害；刘学州事件报道等凸显了网络暴力治理的困难，也提出媒体如何与网络用户实现良性沟通的新问题。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十年来，“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这一成绩的取得，与传媒业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度融合发展，不断调整完善专业行为规范是分不开的。二十大报告也对传媒伦理实践提出更高要求，最核心的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传媒业发展的根本宗旨、基本立场，也是一切传播活动的行动指针；而“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既指明了传媒业未来发展方向，也蕴含了传媒业伦理体系建设和规范调整的努力方向。

刚刚过去的2022年，对于中国新闻媒体也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国各级新闻媒体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及其诸多工作者，按照一贯的职业道德准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发扬脚踏实地的作风等优良传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努力。根据2021年中宣部、中国记协制定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办法》，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媒体，每年都要就履行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人文关怀责任等诸多方面逐项做出公开报告。这种业内检视，可以对我国机构媒体伦理状况做出比较全面的评估，本文则继续从外部观察视角，选择部分传媒业及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问题，作重点式的梳理和点评。

一、2022年传媒伦理问题的突出特点

“疫情”，是伴随2022年始终的关键词。众多媒体人克服重重困难，履职尽责，不但担当着信息传播的中介，而且往往成为救护生命的中介。与此同时，普通用户也积极行动，用各种方式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形成零散琐碎但亦能透视时代与社会脉动、极富生命力的用户新闻叙事。特别是很多由于疫情原因面临各种危难的普通人，借助社交媒体分布式连接的特点，通过在线救助文档等形式，激活社会网络、融汇一手信息、辅助救援实践，连通救助资源（闫岩，2021）。不过，也有某些媒体的疫情报道，让普通群众感到不够贴近、缺乏共情，受到诟病；用户传播虚假信息的问题，也引发普遍关注。

从伦理失范角度，2022年媒体专业实践中仍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案例。比如东航坠机后某行业媒体误报第二个黑匣子找到的乌龙新闻事件、少数媒体有意无意以耸人听闻的“杭州马某被抓”标题误导受众的事件、AI创作的重庆缙云山大火抢险救灾图片被当成新闻照片广泛转发，等等。这些既是老问题，也包含有新特点。不过总体来说，经过后续各层面传播行动者的追踪和讨论，大多迅速得到澄清。与之相比，更令人们忧虑的是，2022年全国瞩目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都是由政府部门迅速组成调查组，得出最终结论，专业媒体则未能及时深入现场展开调查报道。就像胡锡进所批评的，社交媒体讨论喧嚣一时，专业媒体却“干干净净”。新闻业以挖掘真相为追求，这种状况，无疑大大损害了“新闻权威”。而将揭露真相的责任都集中于政府机构，也弱化了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加大了政府部门的压力，一旦群众有疑问，伤害的将是政府的公信力。

2022年上半年，新京报的刘学州报道、每日人物的东航失事客机遇难者报道，都引发较大争议，网络用户对相关媒体多有批评，甚至出现“网暴”现象。网络媒体开放了公共讨论空间，专业传播者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受到用户的批评甚至挑剔，从理论上说，这正是检视传播规范、形成伦理共识的良机，但这两家媒体不约而同，都采取了“沉默”应对的方式。从世界范围看，网络用户对专业媒体批评甚至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对此，大多数媒体及记者也是采取拒绝回应的策略，甚至关闭报道评论区。这其中固然有媒体人自视为精英阶层，无意与普通网民沟通对话的傲慢与偏见，更主要的，则是由于网络批评裹挟了太多情绪甚至恶意，无从展开理性友善的交流。在新闻业危机的情境下，这类事件频发，更强化了人们对专业媒体的不信任感，造成新闻人的精神压力，从长远来看有可能导致职业倦怠、寒蝉效应和自我审查等问题（白红义等，2023；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2023）。这个情况值得引发更多重视与讨论，借鉴国外传媒业的做法，可以考虑通过行业协会或专业组织展开调查并回应用户对媒体的批评。

在此，本文针对2022年受到广泛关注的传媒伦理问题及典型案例，分别加以梳理评析，以期为我国传媒伦理建设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样本。

二、疫情报道：务必契合群众实际感受，防止空洞的宏大叙事

新冠疫情一方面带来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城市静态管理，也造成人们正常生活、就医等困难。据财新网2022年9月2日报道，全国新增本土新冠感染者1819例，涉23个省市自治区的95个地级行政区，因疫情处于部分或全部静态管理的包括7座省会城市、1座直辖市在内的33座城市，超过6500万居民受到影响。——这仅是一个特定时间段的情形，此前此后，全国各地类似情况相当普遍。

为应对疫情管理的不确定性，很多机构媒体分成两组人马，一组在本机构内，一组跑外勤，轮流值守，以保证正常的新闻生产。很多新闻人被封控在家或感染病毒，则将镜头转向身边，转向自己，真实记录这特殊年代的点点滴滴。就如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2022）所描述的：“睡行军床、吃方便食品，奋力制作上海抗疫全媒体报道。居家隔离的记者们仍在奋笔疾书，在小区一线拍摄医者和志愿者的记者也纷纷化身加入志愿团队。……写、摄、编、播是必备本领，报纸、电台、电视台的媒体边界早已消失。在应急采访的日日夜夜，人民日报记者和这座看似静默的超大城市，和2500万常住人口以及数百万的流动人口，同呼吸、共命运。”这种工作状态，在2022年是全国很多新闻人的共同经历。

及时传递疫情信息，帮助人们科学防疫，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由于城市静态管理的原因，正常生活秩序被扰乱，特别是就医、断药等问题，同样是群众生命所系。在帮助群众解决具体生活困难方面，不少媒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上海为例，3月25日新民晚报在多家平台推出融媒互助服务类平台——战疫·帮侬忙。4月22日起，又在今日头条、抖音开启“紧急求助热线直播”，每天2个多小时在线为民排忧解难，连续直播41天。截至6月1日，新民晚报“战疫·帮侬忙”融媒体平台共推动解决各类问题2.13万件。澎湃新闻于2022年3月24日推出战疫服务平台，收集、推动解决市民“急难愁盼”问题，全天24小时运转。从3月24日上线到6月1日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服务平台仅主站就收到求助留言近9400条，由记者直接推动解决的求助1200余条，向有关部门转报线索约3900条，刊发相关报道250余篇。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说明媒体实实在在履行着人民至上理念，也显示媒体是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危机环境下，正常秩序被打乱，不确定性增强，群众难免产生焦虑、恐慌之感，各种传言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传播，引发更多紧张情绪。一些关切人民生活秩序、生命健康的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完整、不透明，也引发人们的各种揣测，成为失实信息产生和流传的重要原因。对此，主流媒体同相关部门一起为澄清事实、稳定人心做出重要贡献。比如2022年上半年，由上海市网信办与解放日报社合力打造的“上海网络辟谣平台”积极主动发声，强化释疑解惑效果，并总结出有效辟谣的两点经验：涉及公共政策的传言，宜由政府部门出面发布权威信息，一锤定音；涉及个体民生的传言，宜由媒体跟进调查，多方采访，还原真相（王志彦，2022）。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除了机构媒体，各种自媒体以及普通用户，也在通过文字、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记录疫情中的社会生活及个体感受，形成与主流叙事不完全相同的民间言说（刘鹏，2020）。两厢对照，凸显了主流媒体报道还需更加切合普通群众感受的问题。

2022年11月29日，浙江宣传公众号（之江轩，2022）发文批评以“防疫至上”代替“人民至上”的现象。文章指出，有些地方政府“以防疫为名，轻视民生经济，轻视百姓生活，更有甚者在政策执行中默许‘只有新冠是病，其他病无关紧要’，扭曲了‘生命至上’理念”。有的地方“给防疫‘层层加码’，目中没了法律、没了规则，甚至想出各种招数‘对付’群众，让百姓寒了心”。这些“滥用权力、为难群众，导致防疫变了形、走了样，有的表面上不说封控实则就是在封控，漠视群众利益和民生诉求，随意打断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有甚者置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伤了群众的心。甚至还有些人，借机发疫情财。相比疫情，这些现象刺痛人心”。

这篇文章成为被广为转发的“爆款”（韦路，2023），可见群众对以防疫之名“层层加码”的不满甚至愤怒。但是在为“浙江宣传”文章叫好的同时，也需要反思，为何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少有主流媒体主动对相关问题进行公开报道、施行舆论监督？主流媒体的缺位，既不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损害了媒体公信力。

2022年冬，国家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北京等各地感染者日增，但是国家卫健委每日通报的疫情数据却呈下降趋势，与群众切身感受明显不一致。对此，国家卫健委做出解释：由于核酸检测改为愿检尽检的策略，无法准确掌握无症状感染者的实际数量，因此从2022年12月14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数据。这一从实际出发的调整受到群众肯定。其实，类似从部门工作逻辑出发，造成与群众切身感受脱节的问题，在疫情相关宣传报道中也有不少。比如在城市封控期间为了稳定人心，播发商品供应充足、市场人头攒动的报道，以记者个人的体验来说明保障工作完善等；大面积感染后，同样“阳”了的记者入住条件较好的方舱医院，以反映医疗保障资源的充足等，都引发受众的普遍反感，特别引发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遇到困难的群体的负面情绪。就像疫情期间人们经常说的：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与最普通的百姓同理共情，从他们的视角和感受出发，反映他们的生活实际，帮助他们排解困难，开放疏导情绪的窗口，才能真正实现“人民至上”的宗旨。

另外，部分抗疫报道热衷宏大叙事，语言浮夸，缺少与普通群众的共情，反而起到负面效果的问题也值得重视。宏大叙事以对社会、文化、历史规律的根本性把握为论证基础，较多使用总体性概念、排比句式、象征性修辞，以体现雄壮宏阔的叙事格局，往往具有提振信心、凝聚人心的传播效果。但是宏大叙事必须以真挚细腻的普通人情感、丰富生动的日常言说为基础，围绕疫情，大量民间叙事构成丰富的微观甚至颗粒度文本，形成普通用户对这段难忘历史的个体阐释，如果媒体一味迷信宏大叙事的雄辩效力，疏离民间叙事，在具体社会民生议题中失语，则难免变成高高在上、浮光掠影、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空话大话。传播学研究早已证实，文本的解读权力属于受众，正面报道也要讲求“时度效”，否则反而会引发群众的对立性解读。

三、刘学州事件：网暴问题已成互联网空间附骨之蛆，“家事”报道须挖掘公共价值

2021年12月，刘学州在网上发布寻亲视频。在视频中，他自称由于父母未婚生子，在3个月大时将他卖掉。随后，刘学州在微博、抖音连续发布自己的寻亲历程，新京报“我们视频”等专业媒体也跟进报道此事。刘学州在警方帮助下很快找到亲生父母，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22年1月17日刘学州爆出与亲生父母的矛盾，称亲生母亲将自己拉黑，由此成为事件转折点。我们视频1月18日的报道《男孩寻亲成功后被生母“拉黑”，生母回应》对刘母进行电话采访，刘母称“曾借钱让孩子去三亚旅游”，“刘学州多次要求他们为其购房”，“威胁生父母分别离婚”等。新京报微博次日也发布了同一条报道。1月24日凌晨刘学州自杀身亡，引发人们广泛的同情。

网络用户回溯此事，发现刘学州曾于1月19日发微博驳斥其生母的说法，并引用了上述新京报微博报道截图。其抖音号也曾表示对“无良媒体报道掐头去尾，一些不知情的网络暴力，冷漠可恨的血缘关系”的怨愤。很多用户由此认为，正是新京报的报道导致对刘学州的网暴，进而对新京报展开网暴。

从公众号“旧闻评论”的梳理厘清中，基本可以得出刘学州之死与新京报报道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其中一个有力证据是，新浪微博官方提供的对刘学州私信网暴的高峰是1月17—18日，而新京报采访刘母的报道发布时间已是18日23︰46（照相的宋师傅，2022）。尽管如此，新闻学界业界仍对新京报该则报道只呈现一方声音，未能实现平衡报道表示质疑。如中国传媒大学黄典林认为，这则报道只采访到刘母的一面之词，其他信息全部转载自社交媒体。整个报道仅在最后提到“记者多次联系刘学州，均未得到回应”。如果记者能够再多些耐心，多尝试不同渠道联系他，而不是急着赶截稿时间的话，整篇报道不至于完全变成生母观点的传声筒（DIANLIN2020， 2022）。当然，这篇报道只是新京报有关刘学州寻亲的系列报道之一，整体地看，新京报通过连续报道动态地呈现了刘学州事件的基本面貌。另外，“旧闻评论”也透露，新京报在采访中了解到刘学州患有抑郁症后，于20日停止了对他的报道，这也体现了媒体的边界意识。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里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如果说新京报报道的缺陷是“刺”，网络用户对刘学州以及新京报的网暴行为，则可以说是当下传播伦理的“眼中梁木”。此事件中曾经网暴刘学州的人，可能随后就是网暴新京报的人。他们共同之处就是基于片面的事实，出于情绪的发泄，以正义的名义对当事方横加指责，甚至侮辱、谩骂，展开人肉搜索。

Web2.0技术开启的网暴潘多拉魔盒，已成为新媒体技术的“附骨之蛆”。网暴行为往往被归咎于人性之恶，由此可见整饬治理之难。针对刘学州事件，新浪微博官方发布治理报告，处罚了1000多个账号，随后也持续推出多种措施，倡导文明友善发言。但是2022年倍受关注的网课爆破等问题说明，尽管这些违背网络文明秩序的也许只是很少的人，造成的后果却非常严重，除了对当事人的直接伤害，更破坏了网络公共空间，引发寒蝉效应。网暴问题由来已久，是一个需要多方协同治理，从文明素质提升着手的过程，既要保证网络空间的开放，又要维护网络文明秩序，仍面临诸多挑战和艰辛的探索。

刘学州事件报道所引发的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讨论，则是“旧闻评论”指出的此事件公共价值的问题——刘学州寻亲有显而易见的公共价值，专业媒体积极介入无可非议；而刘与其家人的情感、利益纠葛，则属于与公权力关系不大的“家事”，专业媒体有必要“放手”，不做报道（照相的宋师傅，2022）。当前，社交媒体让越来越多私人纠纷公开化，如果援引当年疯狂追星刘德华的杨丽娟案例的话，刘学州也可属于“自愿型公众人物”，媒体对其私事进行报道并无不可。但杨丽娟追星案例的一个教训就是，从宏观来看可能起到提醒人们理性追星的效果，但对当事人个体则形成诱导鼓动的效应。以奇闻探秘的方式介入普通人的私事，可能多了一条轰动的社会新闻，却遮蔽了其公共价值。为此，复旦大学陆晔（2022）建议，以刘学州事件来说，专业媒体可以“尝试将这个悲情的个体故事置于更具公共性的社会参考框架下展开，既最大限度尝试减少对当事人的心理和情感冲击，又最大限度努力提升这一事件内蕴含的公共价值，并最大限度地彰显人类相互之间的同情、理解和对弱小的悲悯之心”。当然，这对媒体议题把握及报道尺度把握的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四、灾难报道：遇难者报道不妨更加谨慎，社交媒体内容使用规范有待形成共识

2022年3月21日14时38分左右，自昆明飞往广州的东航MU5735坠毁于广西梧州市藤县琅南镇莫埌村。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经搜救证实全部遇难。多家媒体对此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其中，22日中午微信公号“每日人物”发表《MU5735航班上的人们》，迅速成为朋友圈的爆款。文中，记者通过多位失联乘客、乘务员的同事、好友、亲属的介绍，当然，更多细节来自逝者及其亲友在网络上的自我披露，讲述了遇难者“背后的故事”。

但是当天晚间，公众号“肖一凉介”发表《“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后简称“肖文”），认为每日人物的报道有侵扰悲痛之嫌，有违传媒伦理。肖文指出，报道中称记者拨通了遇难者姐姐的电话，“她语气克制，告诉每日人物，自己情绪很悲痛，然后无力再多说”，以及“我们先后联络了她（遇难者）的学弟、老师，大家听到她在飞机上的消息后，错愕又难过”，都属于灾难报道中“死亡敲门（Death Knock）”或侵扰悲痛（intrusion into grief）的行为，可能对陷入悲伤的当事人或其亲友造成心理伤害。

虽然每日人物公号很快删除了相关报道，这一话题仍成为学界和业界讨论的热点。

对肖文指出的“死亡敲门”、侵扰悲痛等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方可成（2022）做了进一步厘清，认为“死亡敲门”的对象一般指的是直系亲属，老师和学弟显然不包括在内。遇难者报道同样是追求灾难真相、追究灾难责任的重要方面，“死亡敲门”是记者工作当中艰难但是必要的部分。尽管对每日人物相关报道是否存在伦理问题仍有争议，但在灾难报道中抱有人文关怀，防止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的确是传媒行动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对此，方可成推荐国际记者中心（ICFJ）出品的《灾难和危机报道手册》，作为操作细节的参考。本文还想指出的是，在生死观方面，中西文化有很大差异，比如我们常说“死者为大”，在如何把握采访和报道的分寸上，需要进一步的伦理探讨，并保持更多谨慎。

另一个引发网络用户批评的问题，是媒体通过援引遇难者生前或其亲友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来报道其人生经历及生活细节，有侵犯隐私之嫌。关于这个问题，早在2014跨年夜“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因为某媒体在报道中披露一位复旦女生个人信息，就曾引发讨论。新闻传播学者们基本一致的意见认为，是否可以援引当事人社交媒体内容，要看报道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是否与公众的知情权有关（陆晔等，2015；周海燕，2015）。但是显然，随着社交媒体日益繁荣活跃，学界、业界以及公众的共识却远未达成。

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中曾提到，一名网友曾在某社交平台相关新闻下分享了自己被网课爆破的经历，但当记者发去希望采访的请求后，这位网友回复说：“不接受采访，之后贵媒体的任何报道中也不用引用我的任何回复，感谢。”即便网络用户有自我披露的行为，但如何选择披露的渠道、可见的范围，仍属个人权利，媒体应当尊重。逝者的社交媒体内容，作为一种“数字遗产”，也享有“合理隐私期待”（俞立根，顾理平，2022），在未有明确公共价值的情况下，媒体不宜作为新闻素材采集报道。——这个原则，有必要再加提醒。

结 语

本刊“传媒伦理报告”是在年度虚假新闻报告基础上衍生的作品，其初衷是以案例研讨的形式，在传播变局、政策规制、转型压力等多种不确定性环境下，整理保存相关经验材料的同时，尝试深入探索新闻工作的操守、专业行动的伦理边界，推动建构传媒规范共识。从2013年首次推出，到本篇正好为时10年。这10年来，各种传媒伦理争议事件此伏彼起，网络空间话语冲突、意见分歧、情感撕裂现象日益严峻，凸显了混杂性、液态化的传播生态中，多元行动者在社会传播结构中重新定位，媒体与国家、社会、用户、技术关系变化重构的艰难历程。本文为年度传媒伦理报告划上一个“休止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更多样的形式追踪传播实践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对传媒行为之“善”的恒久命题不断展开伦理审视与学术追问。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2022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2023年第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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